作者后话
下面我要讲一个非常曲折的故事。虽然思成夫妇都早已去世，但是他们的著作还在人间，我也以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方式与它联系起来。
1957年3月，在冷战的“竹幕”把我们与思成夫妇隔开8年之后，我在剑桥从一位素不相识的人那里收到思成从北京捎来的信。信很短，但很具体。他让我将他1947年留给我的建筑图稿和照片寄给一位“刘·C小姐”，再通过英中之间的邮递转交给他。刘小姐的地址是英国纽卡瑟的一条街。
我知道思成是多么珍惜这些图稿和照片，他曾梦想着在他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中把它们展示给西方的读者。但我怎么能肯定他的信是真的呢？他真的希望我把这些无可替代的材料交给一位仅有一个名字的陌生人？而这个人的地址离中国同离我一样的遥远。
那个时候，美国同中国还没有通邮或其他联系的方式。我不可能去查思成来信的可靠性，也不可能将包裹直接寄给他本人。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将那些宝贵的书稿小心翼翼地包好，在1957年3月上旬寄给了那位刘小姐。在此之前，我还给她写了一封信，叮嘱她这些书稿之宝贵以及它们对思成之重要。我在焦急之中等待了六个星期，终于，她来信告诉我，包裹“平安无损”地收到了。她又说，她保证会尽快将它转交梁思成教授，她同时还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此事。她还写道，她之所以迟迟才给我复信，是因为“学院的事情很繁忙”。什么学院？我自己向着自己，她是学生还是教师？然而，从她那里我再也没有得到更多的消息。
时隔21年之后，1978年，我在欧洲的一位朋友访问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他向一位教授提到了我与梁思成教授之间长期的友谊。那位教授却毫不客气地质问他：“那为什么费女士在梁先生通知她后还不退还他的图稿和照片？”
当我在剑桥看到这位朋友从北京给我的来信之后，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些精美的图稿和照片是在那套莱卡缩微胶片毁于战火之后的仅存之物。我知道，它们是思成生命的结晶。在他生命的最后14年里，不能参考这些他的研究所需的基础图片，他会怎样看待我呀！
在一个存放旧书信的盒子里，我找出了1957年3月7日给刘·C的那封信的打字底稿和她同年4月20日的迟到复信，我把两封信的复印件寄给了清华，并写了一封信作为解释。但是，尽管我可以为我的名誉去辩护，却无法使自己的内心得到解脱。
这位刘·C是谁？即使我不能找到那失踪的包裹，我也至少应该能找到她。我想，她该是一位中年的妇女，但是在哪儿呢？她会不会，她能不能解开这个悲剧般的失踪之谜呢？
我问思成的儿子从诫，在北京他家和他父亲的同事中能否找到那位刘·C。从诫的回答令人黯然神伤：“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在英国的这位学生。我父亲一定是误把她当成了一个负责的人。如果包裹不是丢失在邮寄的过程中，那么错误就只有是他自己看错了人。无论怎样，已经过去了21年，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是啊，如果包裹是在邮寄过程中丢失的，那么一切都太晚太晚了。而且，如果她也是在思成和我警觉之前就不知去向，那这不明智的选择只能怪思成本人了。我曾在一时间接受了这个苦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珍贵的包裹却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它虽然失踪并被忘却，但一定会在什么地方。这就像一个牵挂着失去的珍宝的梦在紊绕着我们。我必须再多做一次努力。
既然无法从北京方面找到刘·C，我只好转向了伦敦。我给我和正清的好友，一位退休了的大使安托尼·兰博特爵士写了一封信，将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求他帮我的忙。终于，奇迹出现了。他将我的信交给了大不列颠建筑史学会的廷·洛克先生，他记得最多在两年之前，学会的一位秘书女士就住在纽卡瑟，而且曾经担任过那里建筑学校的学生注册主管人。他给她去了一个电话，碰巧她还记得一位学生，20年前的一位高年级学生。她回电话说，她查到刘后来成为一名注册建筑师，大概在新加坡开业。洛克马上给英国建筑师注册处打电话查找刘的登记号，有了这个登记号，他从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找到了她目前在新加坡的地址。
他用极简短的语言向我描述了这个奇迹：“三个电话，15分钟，一位学生注册主管人的记忆。”
安托尼爵士在1979年11月13日来信告诉我刘在新加坡的地址，毫无疑问，我马上就给她写了信。我将我们之间1957年的通信复印件也附在信中以唤回她的记忆。我告诉她梁思成根本就没有收到我们的包裹，还告诉她梁的一两位同事甚至怀疑我根本就没想将那些材料还给他。在第二页里我写下了那困扰我很长时间的一连串问题：
“假如你将包裹寄往了北京……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邮路？你挂号了吗？你告诉梁教授你已经从我这儿收到它没有？你是否知道梁教授没有收到它？”
接着，最后一个大问题：“它现在在哪？丢失了？毁坏了？还是落满灰尘放在一个书架上？如果存在一线希望我可以找到它，务必要让我知道。”
她的回信姗姗来迟，对我的问题未置一词，“二十年实在太长了，很难记清所有的事情。收到你的信后，我便开始四下翻找，最后发现一个小包裹里有图稿和照片。如果我没忘的话，是在写了几封信而没有收到梁教授的回信后，这个包裹就留了下来。”
好一个“留了”，20年！我和思成把它托付给她，可她竟然没有对我和思成交待一个字。它怎么会环绕世界却又半途而止，这么多年，却始终没有回到它的主人手里？我怎么也不明白，她也再没有向我解释她是如何想的。
在包裹被重新发现后的六个月里，她一直拒不将它寄给我，也不寄去北京。她说，她把（十年后）将它亲自交给梁的家人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尽管我越发感到气愤，但我还是尽量保持礼貌，客气地与她联系。就这样拖到了1980年3月，她又写信告诉我她将把原来送包裹给思成家人的计划从春天推迟到秋天。真是太过份了。我给她去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无论你用什么理由推卸自己在1957年的责任，你现在都再不能拿着那个包裹了。”我要求她马上把包裹用挂号寄给梁夫人（林洙），并告诉她我要把这信的复印件寄给梁夫人和思成的接班人吴良镛教授，他们的地址她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了。她向他们写信请求理解，但他们支持我的态度。终于；两个月以后，1980年7月17日，思成宝贵的材料通过特快专递转回到林洙的手上。它比应到的时间晚了23年。
那年的十月，我专程到中国，和林洙一起，一边编写清单目录，一边仔仔细细地检查了那些图稿和照片。图稿的纸得自于战争年代的中国西部，经过39年的岁月已经变旧发黄，但是那黑色的墨线和文字说明还像初绘时那样清晰，这些图连同那些莱卡照片还依然完整无损。就为这一点，我们最后还是勉强向刘女士表达了谢意。与此同时，思成的建筑史手稿也在清华被找出，这部散失的著作，终于复归完璧。
四年之后，思成的书《图像中国建筑史》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在美国出版。在吴良镛教授的要求下，我重新担当了主编的责任。虽然耽误了几十年，思成对中国建筑精辟的分析依然不失其领先地位。这本书受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公众的欢迎以及书评的赞扬，为此，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在1984年获得了美国出版联合会专业和学术书籍的金奖。
清华大学建筑系和我一样为找到那些宝贵的图稿和出版思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而高兴。为了表达他们的谢忱，他们特邀请我到山西游览，并由林洙担当我的导游，陪同我探访思成曾经到过的地方。在山西南部，我再次走过1934年和正清与思成夫妇一同考察的一些地方。50年过去了，坐车在太原以北的地方游览，我们已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重要的建筑物。我和林洙最高兴的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思成的伟大发现：遥远的五台山里壮美的佛光寺大殿。
在沿途的一些地方，我们受到思成过去的学生们的盛情款待。他们正在自己所在的地区继续着他的事业。我很欣喜地看到，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曾受到无情的打击，但他的影响依然存在，并未消亡。
在我们的中国建筑旅行之后，我邀请林洙来到美国，她与正清和我在剑桥住了两个月在这边，她和我从新英格兰旅行直到南方弗吉尼亚的查洛特斯维尔。沿途参观了众多吸引人的美国建筑。自然，我们专程去了费城，去拜谒宾夕法尼亚大学思成和徽因学习建筑的地方。我从她的来信里看出，她对新汉普舍尔遍布树林的山岗，青色的山峦和农舍非常喜爱。
林洙在思成最痛苦的晚年给予他的爱和关怀多少给他的悲剧留下了几个令人宽慰的片段。转载在我这本书中的她的回忆录，是一个不朽奉献的动人表述。思成有徽因和林洙先后做为他的伴侣是多么的幸运，而对我来说，她们二人又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多么美好的记忆。
在中国与美国断绝交往的25年里，思成的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他的女儿再冰在伦敦进修了几年英语，又在国外工作。我们很少见面。他的儿子从诫长成为一位颇有才华的学者。在他父亲和林洙遭受痛苦的时候，他真诚地与他们站在一起。他小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他，在北京见到他已经成人，我们的爱更加难以言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他父亲的《图像中国建筑史》深深地感动了他，并促使他为中国的读者翻译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版本。为了他亲爱的父亲，他中断了自己的工作，由于他并非建筑专业出身，他是在中国建筑史家们的指导下才完成翻译的。中英文对照本1992年在北京由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面世几个月就销售一空。1992年中国出版协会也对它授了奖。现在这部书在清华大学还有一些保存，是赠送给应校长之邀来访的贵宾的礼物。
从诫到剑桥我们的家来做过几次客。最近的一次短暂来访是在1991年，即正清去世之前两年。我和从诫一起为失去思成、徽因和正清这几位我们最亲爱的人而感到悲伤，同时，我们也分享着对他们的成就的无比自豪。我祝愿我们两家的友谊永远长存，直至他和我们的子子孙孙。
费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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